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批评史。现代文学的研究，跟作家作品评论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批评家，不断地进行分析、发掘，现代文学的研究是难以深入展开的。由此可见，文学批评的重要作用。
文学批评，我认为是在作品或文学现象之后出现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而批评家对作品的评价，总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和一定的原则，这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呢？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使得批评家们的思维方式和批评尺度，都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牵制和主宰。而无产阶级政治是什么？批评家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由此，形成了文艺批评界的一种怪现象，好象文艺批评非要跟政治拉上点关系方显得光彩似的。无可否认，文艺评论应当从政治上考虑，因为作家是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关系而存在的。但大不可到评论一切的作品都要用爱国、爱党、民族大义等等来衡量。文艺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因而文艺批评也应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一味地强调以政治压倒一切，一切以政治为唯一标准，“这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政治批评”。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善意的、理解的、审美的；而不应是恶意的、无理的、攻击的。
在这里，首先我想谈谈文学批评家的个人问题，因为这和我谈论的话题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文学评论家不能赶潮流，不能老是重复和袭用前人的结论和观点，不能只是给人们早已熟知的作家或早已充分评价的作家“对号入座”和进行“高低排名”。而面对那些已被充分评价的作家作品，更不能只是一味地讴歌颂德，应当给予客观的独到的见解。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更应该用自己独具的文史知识与鉴别眼光，去开掘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尤其是一些被当时政治条件、思想潮流所埋没的优秀作家作品。当然，这要求文艺批评家单具慧眼还不够，还要胆色。这里，不得不提到夏志清教授和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是他以惊人独到的笔触和壮怀激烈的态度，“把被历史活埋的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现代作家从权利的重压下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尘土中开掘出来，让他们重见天光，并把他们推向现代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从而打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页②”。当然，我们不排斥个人化的批评方式，但那并不代表文学批评可以绝对个人化、自由化、泛滥化。我们提倡的是，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客观规律。因此，与其说是给文学批评定一个标准和原则，还不如说是批评家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和原则。
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它既不是批评家自我表现的手段，也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建立在彻底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其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入研究典范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的突出的现象的基础上的文艺科学”。所以，我觉得文学批评，最终还是要回到文艺的道路上来，即用艺术的态度来对待文学作品。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1、真实性
这不单指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生活内容，还指评论家们的评论是否也如实地反映作品。这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基础，就好比一栋房子的地基，地基打不好，势必影响整栋楼的质量。但批评家对真实性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事实和日常常识上。因为文学作品，“它不需要与生活事实相符完全一致，只要符合生活逻辑即可”。一部作品的出炉，也往往渗入了作家的艺术元素。所以，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的理解，应该超脱日常生活常识的禁锢，运用抽象思维，结合艺术与生活，才能真正掌握真实性的标准。一言以蔽之，真实性的原则是不能违反的，并且也只有在对作品实事求是的批评上，才能解放思想，有所创新。
2、思想性
这是指批评家要对于作品的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作出评价。作家的创作，总有他的意图、想法、目的，一部作品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是向恶的还是向善的，批评家要赶在大众读者前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作家往往把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在作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等中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但要有“深刻敏锐的思考能力，还要有细致的艺术感觉、审美的感觉”，才能对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做出客观的评论，才能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充当作者与读者之间桥梁的纽带作用。所以，认识与发掘作品的思想价值，是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3、艺术性
即作品的审美特征。“一部作品尽管内容真实，思想正确，但如果艺术水平不高，那不能算是优秀之作”。所以，“鉴赏对象的美丑当然要成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而“文艺批评中美的标准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尺度”。文学批评，应当是“行动着的美学”。批评家要用头脑去思考，用心灵去体验，通过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劳动，把作品中所包含的美，转化为比较容易欣赏、容易理解的美。
对于文学批评，要达到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当然，在事实上，三者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是不容易的，但对于接近这一宗旨，则是文学批评家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应该努力去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