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姒健敏今年三月提出建议：随着劳动效率和生活节奏的变化，实行了48年的八小时工作制应按工种实行“分时段、全国统一的六小时工作制”。姒副校长提议，应通过调查研究和论证，按大的工作种类、工作性质和内容、工作需要，提出每天六小时工作的具体建议方案。
姒健敏认为：实施六小时工作制后，工作可以实施轮班倒，比如工厂可以雇佣两批工人，甚至三批四批，在同一天轮换，不仅提了30%的就业机会，而且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从网上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五万人当中，超过7成的网友认为，实施六小时工作制“对个人健康、企业发展、城市交通都有好处。”
粗粗看来我们这位姒副校长的六小时工作制提议还蛮深得人心。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劳动保护法实施尚存阻力、且就业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就业供求矛盾造成劳动者处于劣势和被动，不少外资、独资和私营企业盛行着加班文化，劳动者连基本的双休日都难以保证的提前下，再奢谈六小时工作制，无异于建空中楼阁、画饼充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郑丽勇说：“六小时工作制？这个提议非常不负责任。这样实施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比人民币升值还要严重。”站在企业的角度，郑丽勇认为：新劳动法的出台已经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如果再把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导致企业劳动成本增加和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不少企业家也纷纷发表看法：在中国目前劳动力总量很大，而就业岗位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再提倡六小时工作制，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面临就业压力。而身为长沙一家广告公司文员的符先生则认为：“六小时工作制听起来蛮动听，但实际呢？我们现在连八小时工作制都无法实行，整天加班，每周能保证一天的休息算不错了。我的不少同学，他们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银行或是电信、移动这些单位，到点就可以下班，而且真正享受着双休日和公休假，而我们这里是定量任务，你在正常的上班时间根本无法干完，只好逼着自己‘自愿加班’，虽然我们也知道新的劳动法，但是现实中的饭碗总比一纸法律条文更重要。”
我国自推行双休日以来，似乎感觉到社会在朝前迈进，人们的休闲、业余文化生活时间增加了，但是，真正受益的大多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垄断行业从业人员，而大部分在不规范的私有企业的员工是无法享用这一福泽。特别是那些无任何保障的农民工兄弟和广大个体经营户。开了一家个体服装摊位的孙女士对笔者说：“我开店近十年了，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二天在工作着，看着人家逢节、假日休息我们心里满是羡慕，我们每天的摊位费和工商、税收都照交不误，而十年来总共才休息过三十来天，而且还都是过年那几天，其实我们每年没少向国家上交税收，但是我们又享受过什么权益与福利？”从遥远农村赶往城市做短工的农民工崔先生说：“我们是做一天才有一天钱的农民务工人员，靠的是自己每天找事做，偶尔也被某工地老板叫去做下建筑工，但我们哪有什么福利享受，往往是做一天就有一天钱，没做就没有钱；我们也羡慕当官的，除了拿着国家的俸禄，还享受着各种福利，而我们只能赁借着硬朗的身体做些别人不肯做的苦力来糊口。”
姒副校长提出“六小时工作制”建议一出炉就受“赞扬”，而讨论时却倍受棒击，其实不难看出，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惠民工程，但在我国就业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几乎没法实施。缩短工作时间制实质还是让一部分人受益，更多的是无限量地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财富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情况下，试图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工时、高福利”的劳动模式，显然是空谈。缩短工作时间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矛盾，反而造成一部分人享受更多公众福利，而低层次的工人、农民工和个体户的基本劳动、休息权益并没有真正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