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吴伟业，有盛名，曾作诗《圆圆曲》曰：“恸哭六军同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在《杂感》诗中写道：“不为君亲来故国，却因女子下雄关。”描述了吴三桂因听说爱妾被李自成所得，怒而降清，发兵攻李自成一事。吴三桂颇忌此诗，派人送了三千两黄金给吴伟业，请求改掉这些诗句，吴伟业始终不肯答应。
——出自清代朱克敬《儒林琐记》

旅人闲话: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将吴伟业的《圆圆曲》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放在一起比较，在我看来，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本人的角度与情感，同样对于一个关乎百姓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事件，白居易是从一个纯文学唯美的角度描写李杨之爱，而吴伟业的悲痛心情则明显要强烈的多。
在此不谈文学，我只是觉得，吴伟业的不改《圆圆曲》，让我们多少看到了封建时代文人的言论自由。其实，除了那些涉嫌煽动颠覆政权而引发文字狱的文学作品外，封建时代的文人，基本的言论自由还是有所保障，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以“汉”代“唐”，但谁都知道写的是何人何事，如此直击先皇私生活的文学，并未见有人将白居易绳之以法。吴伟业的作品自然触到了平西王吴三桂的痛处，但吴三桂除了送钱给吴伟业希望笔下留情外，也再无他法。
私事如此，公事亦然，宋代王君玉《国老谈苑》曾记载：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有一次下班回家经过潘氏酒楼，有一个叫王行的狂妄书生就在楼上指着王旦大骂：“百姓们正遭受旱灾，穷愁困苦，相公你却稳稳当当的享受着朝廷丰厚的俸禄，心里就这么坦然吗？”说完又用手中的经书朝王旦打来，正中王旦头部，随从们立即将王行抓住，王旦却说：“此人之言，正说中了我的过错，何罪之有？”然后命令将王行放走了。我在想，现在还有没有文人，敢冲进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警卫队，以天灾人祸频发为由，痛斥国家高层领导人？
其实，国事也罢，私事也罢，只要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恶意诽谤中伤等，文人都应当有其基本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政治人物也应该有容忍不同声音、接受社会评论的肚量。前深圳市委书记、现任湖北省长的李鸿忠最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政府负责人要有听得进逆耳之言的雅量。对此，我们鼓掌说，希望如此。
另外，换个角度说，和钱谦益、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其被动的降清，始终低迷的怅惋，本一直是我颇为之伤感的文人，但他的不改《圆圆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人的品格和傲骨，不会因为畏强权、贪私利而改自己的的作品，单单这一项，已足以值得我们尊敬，更值得现今的文人们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