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锅的故事
开门七件事,家家户户离不开锅。“民以食为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生活怎么改变,有家必有锅,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只不过锅的种类和形状有所改进罢了。人类在用火的过程中,发明了制陶烧瓷、冶铜炼铁制铝等技术,
开门七件事,家家户户离不开锅。“民以食为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生活怎么改变,有家必有锅,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只不过锅的种类和形状有所改进罢了。人类在用火的过程中,发明了制陶烧瓷、冶铜炼铁制铝等技术,于是,便陆陆续续创制出瓦釜、铜鼎、铁锅、铝锅、钢锅等,直至今天的电饭煲、微波炉等等。随着锅的改进,人类文明便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并正向信息网络文明迈进。
然而,无论生活怎么改变,我对铁锅却情有独钟,至今难忘自己家里的铁锅给予我的恩情;并且,我的小家庭里还在使用着一口双耳小铁锅,这是我的敬爱的母亲曾经使用过多年的情深意重的小铁锅啊!
说来话长,我家的铁锅带给我的回忆既有满足,也有惆怅;既有失望,也有希望;既有悲伤,也有欢乐。它是抹不尽的记忆,擦不完的情思,冲不尽的恩泽,烧不断的情意!那怕是海枯石烂,我对自己家里的铁锅给予的养育之恩、生存之惠、生活之美、发展之乐永世不忘!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时代。父亲在供销社当了干部,母亲是村上妇女干部,他们都是盲从的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公婆不知何意,让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妹、弟分家独立门户,从牵牛房子搬到堰塘湾住家,打那时起,自家便有了一口铁锅。但我小时不懂事,总爱“隔锅香”,时而跑到公婆那儿守嘴,母亲知道了特生气。我母亲一人承担三个小孩的养育重任,实在照顾不过来,那年我们三个小孩同时出麻疹,小弟病死,这是我们家遭遇的第一次不幸。不过那时,我懂事不多,更不知悲伤,只见妈妈哭红肿了眼,我却照样贪玩,惹妈妈生气。紧接着大跃进、人民公社,便是集体伙食,家家户户的铁锅被收归集体保管,有的地方干脆把各家各户收起来的铁锅砸烂拿去炼铁。开初人们对此事大多欢欣鼓舞,误认为共产主义到来了,但一些老农却不以为然。我的公公一生劳累加上爱生气,赶上了吃集体伙食,在大跃进中病逝了,终年62岁。集体伙食起初还可以,但不到一年,大吃大喝粮不够了,烧的东西也跟不上了,合作社便砍生树(包括名木古树)烧,用红苕叶子、萝卜叶子补充,食物由干到稀,由细变粗,后来稀饭中就只见几颗米或红苕,大量的是红苕叶子或萝卜叶子及清水了,要见点油份真难!后来,我上小学了,有几天,我从鲜花小学回堰塘湾吃饭,觉得集体伙食团里的红苕叶子太难吃了,就不回去,干脆在路边摘桑果吃,吃得满嘴紫红,肚儿胀鼓鼓的。有一次我不小心从桑树上摔下,摔得半死,还被毒蜂咬得脸皮肿胀,幸被一位李姓远亲救回。后来听说有的小孩吃桑果吃得上吐下泻丢了命。母亲知道我也在路上吃桑果后,气得又打又骂我。从那时起,我便对桑树及桑果有了特殊的记忆和感情。
集体伙食使各家各户的锅鼎化为乌有,断了炊烟。情况越来越糟,水肿病人不断出现,先是老弱,后是青壮劳力,甚至干部也得水肿病。中央知道后,果断决定停办集体伙食团。于是家家户户又买起了铁锅。我们那儿处于四县交界处,交通不便,合作社收的各家各户的铁锅当时还未处理砸烂,于是母亲和乡亲们急急忙忙跑去领回了自己家里的铁锅,炊烟再从家家户户升腾起来。粮油不够怎么办?家家户户便在自留地种牛皮菜,此菜剥了大匹的很快又长出小匹的来,在困难时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再有办法的就是抓野生鱼、捉青蛙、捡田螺和蚌壳取肉煮或炸食。我母亲等女流之辈在寒冷的冬天亦像男人一样,下到冬水田里用网斗“打排田”捞鱼、螺和蚌壳等来养家糊口,养育我和妹妹。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她还带起我和妹妹去采清明菜蒸红苕馍馍吃,那味道可比集体伙食团的萝卜叶子、红苕叶子好吃多了。集体伙食团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成了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
后来,道路依然曲折,极左路线害国害民不浅,但党和政府让各家各户的铁锅土灶和自留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可怜的生产生活资料解决了民生大问题,因而广大农民的生息繁衍依然艰难地维系着。由此可见,家有锅灶就有希望,就能生活!有锅有灶就有炊烟,不仅可活人,还可饲养家畜。我母亲算是农村妇女中的能干者。她不仅抚养我们兄妹俩,每年还可养出一头肥猪。那个年月,养出肥猪可不容易。缺粮少料,加上猪儿易患瘟病,常常是猪儿未养好久,又病死了。死了的猪还不能丢,必须烫煮炒来卖掉,换回再买小猪的钱。我曾经陪母亲背着瘟猪儿肉(卷卷肉)逢场天去站马路卖过,大约一、两角钱一小碗,卖上几元钱,再卖点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什么的,凑起来够买回一头小猪儿。这猪儿买回后得很好饲养,生怕再病死了。但喂到架子猪时,因缺饲料,不得不拖着喂,农村叫“拖架子猪”。这时的架子猪那叫声往往比人生病呻吟还痛苦,常常饿得打圈板,夜里吵得人睡不着觉。到了下半年水稻收获了,红苕出来了,家家户户分得了粮食和猪饲料,人与猪的日子都比较好过了。那年秋天收挖红苕时,母亲被堂弟媳锄头误伤,差点掉命。但母亲宽宏大量,不责不怪,忍痛躺了几天,又带伤爬起来干活。为节约烧的,母亲便学人家的办法,人食与猪食同煮一锅,用一个大土碗放上点米蒸在猪食(红苕)上,当红苕煮好后,米饭也蒸熟了。米饭自然让我们兄妹吃,母亲吃红苕。回想起来,母亲真是太伟大了!太刻薄自己了!在农村,这样的母亲何止千千万万!猪养肥了卖给国家,自家只能返四成。那时,计划经济,肥猪只能卖到本县,否则就要遭批斗。有一年,母亲叫么叔带上我去找父亲要学费钱,我们徒步从家乡走了80多里路,脚板打起血泡,到父亲工作的区供销社时,已是晚上,父亲在伙食团给我们各端一碗面吃,算是最好的招待。那时,我父亲每月口粮20来斤,工资20多元,除了自己生活,所剩不多,每年还节约几十元补交农村家庭的超分款,所以,我的学费钱有时还顾不上,靠母亲买碗豆推凉粉卖了赚点小钱交。星期天我的活路就是帮母亲推磨并用那铁锅搅凉粉,逢场天和母亲上街卖。那苦日子,至今想起都难过。不过,苦中有甜,我们兄妹还算幸运,在父母的养育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渐渐长大了,并进入学堂受到教育,有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农民朋友同样高兴不已。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家乡的农民群众和安徽凤阳的农民群众有同样的眼光和胆量,他们总结了自留地的经验,先偷偷在田坎上“做文章”,放到各家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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