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谓的“糊涂”，说的不是人的心理或头脑不清楚，而是一种食品的名字，这种食品，就是稀粥。一般的“糊涂”是用玉米面或小米面做成，不需添加任何佐料。做得稠一些，是“稠糊涂”；做得稀一些，就是“稀糊涂”了。如果放了大豆，就叫着“豆子糊涂”；如果放了盐和菜，就叫做“咸糊涂”或“菜糊涂”。而如果是用白面做成，再加了盐和菜，那就不叫“糊涂”，而叫“咸汤”了。
说起来，“糊涂”算不得好饭，但却是我们这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餐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吃了干粮而没有喝糊涂，谁都会觉得和没有正式吃饭似的。
为什么稀粥到了我们这里成了“糊涂”，我曾问过不少人，但谁都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尽管不少外地人常拿这个来取笑，但当地的人们从不以此为耻，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打算改变这个称呼的迹象。
能隔三岔五地喝上玉米或小米糊涂，是到了六五年以后的事。此前的许多年里，糊涂也是每天每顿都要喝的，但喝的都是芋头（地瓜）面做的糊涂。就是这样的糊涂，有时也喝不上。那时粮食很紧张，芋头（地瓜）面也很少，不仅黑，还很稀。趴在碗上，能照出人的脸来。所以，那样的稀糊涂又被叫做“四个眼的糊涂”。
记得是1959年吧，人们一下子进入了大饥荒。
据说，1958年的秋季，庄稼长势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搞起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大二公”，取消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各家各户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铁了，吃起了集体食堂。劳动、收获和人们的分配、利益不再有联系，所以，地里的庄稼大多没有收起来。那收玉米的，背了一个畚箕，从地这头到地那头，无论地有多长，只拣那最好掰的玉米棒子掰下一些，就算完成了一垄玉米的收获任务；那收地瓜的，也不再拿镢头去一穴穴地刨，而是用犁子顺着垄穿过去，翻出多少算多少；已经翻出来的，也是由后面一个人背着一个畚箕去拣，拣回多少算多少。已经拣回的地瓜，也没人再愿意麻烦着去切片、晒干，除了当时吃掉一些外，其余的都倒在了路沟里。大家都相信，食堂里会有吃不完的饭菜，上级也肯定永远有的是办法。只要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问题是无须操心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无情的回答。
原来，概念和口号只能刺激人的神经，并不能抵挡一粒粮食。
还没过春节，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
国库里的数字都是虚的，库房里都是空的，都是吹起来的牛皮、美丽的肥皂泡，需要调拨粮食了，竟然调拨不出来。
集体的粮仓早已经并入国家的仓库，原来的集体粮仓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
更要紧的，是每个农民，家里都没有储存一粒粮食。在城市里，干部和工人更是如此。
上级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而严冬和初春，种什么也不会结果。
大家这才想起了去年秋季扔到了路沟里的芋头（地瓜）。大家争着去挖啊、抢啊，可是，挖出来的芋头（地瓜）有的早已烂掉，有的还没有烂，但已被冻干，只剩下外皮和纤维。
冻坏了的也罢，烂掉了的也罢，毕竟它曾经是可吃之物。没有人计较它是否新鲜，更没有人品尝它口味是否可口，几个月里，它充当了公社社员的主食，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那时，还在吃食堂，只是食堂里的饭一天比一天差了。
农村难过，城里同样难过。
姑父是二百里外一个县税务局的干部。原来，他还勉强可以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此时，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姑母和五岁的表妹萍儿这时便来到我们家。
姑父认为，农村再难，饭还总有的吃的。
回来之后，却让姑母叫苦不迭。
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杂草、臭椿叶，只要可以肯定是无毒的东西也基本都吃光了。
食堂里只有糊涂。而食堂里的糊涂竟然都是用烂芋头（地瓜）压碎了做成的。
闻到了，令人作呕。喝到嘴里，都呲牙咧嘴。
那时是晚春。其他的食品，就是用萋萋芽（学名叫“蓟”）做的窝窝头。窝窝头不小，每个足有盘子大，三口人可以分到一个。因为没有面粉或其它东西作为粘合剂，领到家里，都成了一盘菜渣。而且，因为萋萋芽太老了，叶片上的刺扎得人无法下嘴，还不如“糊涂”好喝一些。
食堂里曾经供应过一次用玉米面和芋头（地瓜）面混合起来做成的糊涂。那色泽，看上去比平时的糊涂要“白”一些。自然，喝起来口味儿也要稍好一些。
表妹萍儿对那次的“白糊涂”印象特深。
打那，每到吃饭，看到又是“黑糊涂”，表妹苹儿都要扯着嗓子哭喊：“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黑糊涂’，我要喝‘白糊涂’！”
谁都知道她的要求绝不过分。但是，谁也无法满足她这最合理、最起码的要求。通常的结局是，闹得不可开交了，吃亏最大的还是萍妹自己，小脑袋儿上总要吃几个“棠栗子”。
那时候，公社社员们念叨最多的话是：啥时候咱能喝上一碗用真粮食（玉米或小米）做的、能粘上碗的好“糊涂”？
可是，没人回答他们。
郑板桥有一个很有名的横幅：“难得糊涂”。如果把他说的“糊涂”当成我们宁阳人嘴里的“糊涂”，用来形容上个世纪60年前后当时老百姓的心态和欲望，竟是再恰当不过。

焖芋头

我们这里所谓的“芋头”，其实是地瓜，学名应该叫“甘薯”或者“番薯”。据徐光启《甘薯疏序》记载，这种作物原产于美洲中部，明万历初，经菲律宾引种到我国东南沿海。后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山东成了主产区之一。至于这东西何时被我们这里的人叫成“芋头”，就无从考证了。真正的“芋头”，又叫“毛芋头”，是我二十几岁后在枣庄才见到的。
芋头（地瓜）是庄稼人的至爱。它不是细粮，绝不娇贵，但产量很高，用作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都很适用。鲜芋头（地瓜）可生食，也可煮食，烤了的更好吃。所以现在不少地方还有卖烤地瓜的，虽价格不菲，但销路甚佳。更多的则被切片晒干，储存起来，用以度过严冬和荒春。有那切得很薄、晒得又很清爽的瓜片儿，则是被农家孩子作为“饼干”享用的。不仅如此，便是它的藤蔓（我们那里叫芋头秧子），也是可以食用的。不像其他的五谷杂粮，秸杆只能烧火。
在大饥荒的年代，芋头（地瓜）更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宝贝。那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很是流行：“芋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