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那年，我16岁。
时间是1972年。我并不懂得当时农村的情况，是满怀着不甘心回到农村的。但祖父对我的毕业回乡表示极端的高兴，那种平日因家庭成份高而受到压抑的神情不见了，连连对我说：“务农好，务农稳当。从今日开始，就从放牛娃做起吧。”
夜晚，祖父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神情专注地削起那种拴牛用的牛桩来。第二天一早，我发现祖父削了一堆牛桩，很精制的一堆榆木牛桩，恐怕供我一辈子放牛也用不完。
我成了放牛娃。生产队有20多头牛，放牛的有老人，也有孩子。少不更事的我，倒也能随遇而安，每天早早将牛牵出，傍晚又将牛送回队里的牛栏。倘若不是突然发生一桩意外的事，我想，我也不会狂热地产生跳出农门的想法。
那天，我把牛牵到离队里水稻田不远的一处荒地上吃草。用祖父为我削的牛桩将牛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坐在离牛不远的地方看书去了。因为我毕竟读过10多年的书，对看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我是被一声怒喝惊酲的。这个厉声喝斥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我放的牛把稻子吃了一大片了，要扣我的工分。我走近去一查看，真的吃了不小的一片。我不禁惊呆了。
糟糕的是第二天，支部书记知道了我是富农份子的孙子，硬说是我祖父教唆我破坏“农业学大寨”的，要狠狠地批斗我祖父。那时，我父亲还在邻镇的卫生院当院长，经常不在家。因为这件牛吃稻的事；我的父亲被那些想搞掉我父亲的人抓住了“把柄”：地主富农的子弟岂能掌我无产阶级的权？父亲被撤掉职务、开除公职、发还老家。
最惨的是祖父。祖父被村里人戴上尖尖的高帽子，胸前挂一块沉重的铁牌子游村示众，受尽了侮辱。在这种非人的待遇之下，祖父竟然病倒了，一病不起。临终，祖父拉着我的手说：“娃儿，再不要读什么书了，安心务农吧。”祖父死时，62岁。祖父本可多活10年，甚至20年！
此后，我就成了村里一位壮年劳动力。当过农技员、抽水机手、拖拉机手、机滚船手、电工。祖父的牛桩把我拴在了农村。每年推荐选拔人上大学、中专都与我无缘。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和一些社会青年找村支部书记要求出证明允许我们参加考试，结果，出身好的被批准了，村支部书记却不许我参加考试。虽然我没被批准，但是仍然刻苦参加复习。我后来还是参加考试了，找人出的一张假证明。考试结果令我高兴，我被荆州财校录取了。荆州财校连续三次来通知我去报到。但是，村里根本不让我去，说是政审不合格。户口、粮油关系都不给转。父亲于是为了安慰我，匆匆忙忙从邻村给我找来个女人，令我们办了婚事。我就成了真正的农村汉子。女人这个“牛桩”，比祖父乃至村支书的那些“牛桩”更想牢牢地把我拴在黄土地上。
也许，我真是一头拴不住的牛犊吧。80年代中期，村小学差老师，我顶上去了。后来，我一步一个脚印，读中师、读函授大学、读脱产大专班，转户口，转成公办教师还是离了黄土地。我业余爱好文学，诗歌、小说分别发表在省内外的报刊上，教研成果也很多，我成了市内小有名气的教师，我成了文化人了。
比起读书做官的、经商发财的，我又觉得几十年里自己是寻了根“牛桩”把自己拴在了文化这块土地上。这土地很贫瘠，很贫瘠，我有时也想另寻它路，但还是扎扎实实地出色地干到了今天。我想，今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