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包括高考在内，早已是疾病丛生，因此要求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可是，偏偏就有人对这种僵化的制度爱得一往情深，还总能找出几条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文卿先生的《我赞同这样的看法》(载2006年12月19日《杂文报》)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文卿先生在文章中说：“前一段不知怎么了，有人对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提出了种种疑问，而且总和外国的比。拿人家的长处比我们的短处。”我对此不解，想问文卿先生：是不是用我们教育的长处比外国教育的短处您就高兴了？那样一比较，确实能激发我们的自豪感，可那样的比较有用吗？那不是只会使我们陷于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盲目乐观不思进取，最终被世界滚滚向前的大潮所抛弃吗？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历史上还少吗？要想使我们的教育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就需要不断地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自己的优点是应该骄傲，但更要明白自己的短处，并能毅然向别人的长处学习，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比较观。不知文清先生以为如何？
前段时间，许多国内媒体转载韩国《教育新闻》上一篇题为《中国大学超出韩国20年》的文章。此文作者是一位韩国人，基于《泰晤士报高教增刊》公布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学中，中国有9所大学入选，而韩国只有3所，他有感而发，并对中国大学教育诸多方面表示赞赏。(2006年9月16日《环球时报》)如果不明白事实真相，还以为韩国教育真的有多落后呢。让我们看看所谓“落后中国20年”的韩国大学教育吧。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相当。然而到了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在韩国人头脑中有一种很浓厚的“自谦意识”，老是拿自己的短处和中国的长处比。无论是韩国副总理官金振杓前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甚为赞赏，还是韩国民间作者的自我揭短，都可说明这一点。韩国在战后短短几十年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谁能说与这种积极的比较观没有关系呢？
文卿先生很是不满有些大学“不看分数看能力”的尝试做法，一再呼吁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文清先生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不过请放心，主张改革考试制度并不是就要取消高考，并不是就不要分数了，也不是要实行“文革”中的“推荐上大学”，更不是要摧垮“平民们最后一点用知识筑起的利益防线”，而是要使考试制度更加合理科学，在录取人才时尽量做到没有遗珠之憾，让一些奇才怪才都能适得其所。这里我想举科学家李政道为例。李政道除了有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的好习惯外，却没有获得过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1946年，20岁的李政道要到美国留学，如果换了中国那些死命维护“分数”和所谓报考资格的大学，李政道就算完了，可美国偏偏就有“不看分数看能力”且不重学位文凭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就是一个。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的西方经典著作，没有学位也可以进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院。李政道没读过这些西方经典，却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而招生处的主考官居然也信以为真，接收了他。3年后，李政道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他31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文卿先生给“那些对高考持有异议的同仁们”提建议：“您们最好能到基层、主要是农村，在平民中间搞个调研，看看广大群众对我们现行的高考招生的方式满意度如何，是赞成的居多还是反对的居多？”这个论据看上去是挺有说服力的。广大群众对我们现行的高考招生方式的满意度是高，但这就能作为高考制度不改革的理由吗？当年群众对科举制度的满意度挺高，群众对“文革”的满意度更“高”，难道科举制度就应该一直不变地继续下去吗？“文革”就有理由一直肆虐下去吗？有时候，群众的满意度只是一个浅层现象，由于被重重迷雾遮掩着，一般群众一时不一定看得清事物的本质所在。如果对目前落后的教育及僵化的高考制度还不加以彻底批判和反思，中国想要建设什么创新型社会，恐怕就是镜中月水中花。
有必要给现行高考爱好者泼点凉水，以期他们能够醒悟，使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少些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