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翻白居易诗集，见《中隐》一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读罢，玩味良久。想起另一个终身都在“似出，”“似入”，“亦忙，”“亦闲”中度过的诗人苏轼。
宋朝，一个被禅悦之风吹拂的年代，苏轼以年少即得志的姿态入仕。全力施展自己的“当世”之志。“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然而，我们的诗人，在政治上，却完全没有了在文学上的睿智。居然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主张变法重在用人，要有循序渐进，不该是骤变，对于王安石上台后的举措更是大有意见，导致自己夹在新旧两党中间，最终被踢出庙堂。苏轼是以一个文人的面目问政的。他所希望看到的，政治上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只是个理想。
苏轼的一生，饱尝仕途的挫折和痛苦。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生出“归隐”“遁出”的念头。但有意思的是，苏轼的一生并没有“归隐”也没有皈依佛门。而从他的文字里，我们却能看出他的变化。
在《南华寺》里，诗人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遣”对“入世”产生深深的后悔。而后在被贬的岁月里，诗人放开了怀抱，转而通过参禅，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尤其是在诗人被贬岭南之后，更着意执着于生的过程。他看出了人生的无常，在政治洪流中，人力的孤单。不思过去，不想未来，面对现实超然而乐。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苏轼，实际上是达到了他自己渴望的一种精神状态。“花曾识面香应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这是生之乐，缘之福。他告诉自己，人生要把握当下，珍惜，体味遇到的每一件事，那自然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了。他也会豪气地问：“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他的洒脱，也是我喜欢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曾经看过一个关于苏轼的小故事，苏轼常常和佛印一起谈禅，有一天，住在江东的苏轼去看望住在江西的佛印，结果没见到，等了半天，忽然灵动，写下一偈：“圣主天外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放在佛印书案便返家。佛印回来后，看到苏轼的偈，微笑，他知道苏轼虽然表面在赞美佛的威严，但实际上是在自得，提笔在上面批道：“放屁，放屁”，令人给苏轼送去。苏轼看后狂怒，立刻来找佛印理论，佛印笑道：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过江来了？
看了这个小故事，我不禁失笑，苏轼是典型的“有意参禅”“无心证佛”，但他通过对佛对禅的领悟，让自己内心达到平和，把现实里的矛盾，用文字艺术化地化解。
我想，如果他真的参透了，真的遁入了空门，我们就看不到那些经典之作了。在文字上，他是个智者，我们也因此原谅了他在政治上的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