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是一部权威的语言基础工具书，由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编撰，半个多世纪来不断修订，发行量大影响面广，其嘉惠后学功德无量自不待说。从一九五○年叶圣陶、魏建功等起意编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开始发行第一版，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已修订发行到第九版。在第九版发行近四个月后，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说：“据商务印书馆一位负责同志讲，在前不久的一次严格的大规模图书质量检查中，第九版《新华字典》的错误率为‘零’。”果真如此吗？龚明德在脑子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好；于是，他一丝不苟地“吹毛求疵”起来：第三八五页，“一大滩血”的“滩”应为“摊”；第六五七页，鲻鱼“背部黑绿色”应为“青灰色”；……结果，不仅第九版《新华字典》绝非错误率为“零”，连又作了大量修订的第十版《新华字典》也发现照样多有错误和不当。
这只是一例。见微知著，龚明德的“书生意气”于此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龚明德随笔集《书生清趣》中，编在“吹毛求疵”一辑下的同类文章一总为十五篇。这十五篇长长短短的文字，或叙写鲁迅、叶圣陶、巴金等前辈编辑家某一片断，追慕先贤高风；或核对出版物上种种谬误，对不负责任的糟蹋雅致予以抨击；或寻根溯源，校正典故，填空补缺。为了找出著名学者施蛰存散文集《灯下集》中的编校差错，作者将足足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全搭上，制作出一份勘误表寄给出版社，却石沉大海。然而，作者非但不就此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大量检阅已经再版多次的内容上好的图书，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前辈编辑家风神的企慕，对当下出版界浮躁气息的不满。“因为我想：对于图书的超标差错，发牢骚和仅仅从理论上探讨，都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份勘误表更起作用。”作者如是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是作者用于谋食的“官方”身份，作者的“业余”身份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是一位学者。但作者还有自封的一个身份：书爱家。“书爱家”这一自封不仅仅是一种自许，更是一种可爱的自得。更早之前，现代作家叶灵凤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过自己是“爱书家”。叶先生说：“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个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味的爱书家。”“书爱家”和“爱书家”只是文字调换了下位置，其中含蕴并无二致；而龚明德当然是“懂得爱书三味的爱书家。”《书生清趣》从头至尾的话题，书人，书事，书趣，无非一个“书”字，书中三味，他自然深得其妙。试将第一辑“我行我素”中一些篇什的题目排列一起：《书房叙事》、《我的珍本书》、《书事一日》、《侍弄旧书乐无穷》、《书，自牧的天地》……从这些摇曳多姿，充满书卷气的题目中，可窥一斑。
炎尘滚滚，浮华迷漫，书生意气，也就只有这种将书当饭的纯粹读书人能褒有了；同时也只有褒有这种书生意气的人，笔下才能见“真”，文章才有趣味：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已有十多年拒绝刚才说过的两类“分子”进入，碰见了，非说几句话不可时，我宁愿吊儿郎当地讲一个“黄段子”，决不谈书。它们硬要谈书，我会冒一句粗话：“什么＊＊＊＊＊书哦！”——和这类东西谈书，是对承载文化的书的侮辱。
瞧瞧，多不厚道，多刻薄，又刻薄得多真，多痛快，多有趣。因为书生意气，作者穷根究底，将一些被颠倒的真相和被遮盖的事实还以原貌（《“并不熟识的青年”是谁？》《关于高语罕》）；因为书生意气，他惺惺相惜地写了那些同样充满书生意气的友人（《沪上书生陈子善》《真想张放》）；也因为书生意气，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一些身居高位满身官气的前辈学人的“不敬”（《气宇轩昂的贺敬之》《与马识途的一面之交》）……
毕竟是书生啊！

2007年5月18日《金华晚报》16版“八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