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中央电视台的法律节目里，看见了一桩诈骗案件。一个名叫刘安童的人，被判了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力两年；因为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节目已经被播放了一段时间，所以看后没明白它具体是以什么原因来量刑的，始终有些糊涂而又惊奇法律会在一个所谓的孤残者的身上，怎么如此清醒和法不容情了！
而今对一个被确定是癔症，并且是孤身一人，在所谓的善良人的照顾下，骗了自愿掏出钱财，给诈骗人自己解脱生命危险。后来他们又翻脸追讨钱财，控告她隐瞒实际年龄，装神弄鬼欺诈别人的钱。这个装扮得少儿模样的人，也许确有她不自重与欺骗的劣迹。然而一个十年的判决，只是几个人的堂上申诉就能定案的吗？为了确定以下事件更多的细节，我又到网上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大致是一个口径说出的同样话，声讨善良被曾是一名“身残志坚”的这么个人给欺骗了。
在现实情况下，我们看见的是虚伪在吆喝着善良，诈骗在贩卖着良心。虽说这个“孤残”女的行为有她切齿的地方。但当她第一次行骗，说自己是什么“七仙女”的女儿，有何神通的时候。相信这样话的人能拿出钱来，出于好心地去救她，就是自愿行为，又何谈欺骗？在她那些胡说八道的言论里，只会有无知的人或是别有用心之人才能相信她。如果不是这样，随便有人说：“玉皇大帝都降临了人间”；——又有谁会去相信这种话呢？
在法庭那个庄严又神圣的地方，看见脸罩面具的人们，严肃视法而重于泰山。看不到法理下的人性关怀，没有了能交上赔偿金就会有的量刑轻判的机会。只是她“孤残”，她交不出赔偿的钱来，法就不会容有情面。当她泪雨涟涟的时候，（孙悟空会举起金箍棒来高喝“妖怪”）给众看客评说的却是她阴险地伪装了自己，童声童气是装出来的可怜相。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法律与人性的关怀，只是出自钱的价值上了。谁都不是说话的主宰，唯有钱——有了钱才会有一切乌云驱散的理由。所谓诈骗，隐瞒实际年龄，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却要堂而皇之地成为法律的证词，追究罪证的重点。难道说受骗的人，知道她实际年龄，就甘愿受到欺骗了吗？难道她五十岁了，自己偏说二十岁，又管谁的事呢！你愿意相信那是你自己的事，难道想行善还要确认年龄吗？在有就是那些尊敬的大法官们，既然确认她有癔症，就应该明白她不是一个有着完全清醒思维的人。她隐瞒着身世，也要理解她是养父母抚养长大，没有一定的原因，生活在蜜罐里的女孩子，会流落街头去卖唱吗？如果在残疾身份上她有欺骗的行径，也不难理解，那是她的一种生存手段；那些装扮残疾人的乞丐，一副满脸无辜的可怜相，不也是明目张胆地欺哄着人们的善良吗？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因为不能生育才离了婚。难道每个人的处事方法，都要如实报告她的全部身世吗？难道她是与谁订下了婚约？不然何谈隐私的隐瞒啊！也许她被善良的帮助了，就没了隐私权。如果我们把这种心理过程放在另一个人的行为上，她隐瞒婚史隐瞒身世，是不是缘于自卑呢？我们是否会理解这样的人，而不去理解她……
至于她的残疾是不是真实的，我想那是她自己应该澄清的事。如果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又有人愿意去表示善心，发扬关怀与亲切的人性美德，出自本心来做这样一件事。那么欺骗与否，公道自有各自的心里明白和确认的了。善良的行为能用标杆去测量它的高低吗？
卑贱之人没有尊严。但人们都要活在装裱的尊严里面，不愿意揭开内心的一切，更不愿意用别人的善意在来袒露自己的卑微。她没有提供自己尊严的资本，靠胡说八道装神弄鬼来拟补尊严的缺失。而去愿意相信她胡说的人，是无知甚至愚昧在神乎其神的境遇下，蒙蔽了自己的心灵。当戏彻底暴露出真相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和她本人都不是神；恼怒的是被一个这么“卑贱”的人给愚弄了。所以也就有了法庭上，某**的“义正严词”：别在演戏了，你个愚蠢的东西。而谁又在愚蠢里扮演了卑鄙的角色，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说到这，不由得想起看过的一篇外国小说。故事大意是在一个旅游圣地，有个人站在了悬崖上，准备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在山脚下聚集起很多人，忧心重重地劝慰着开导着这个轻生的人。大家不知疲劳地仰起头，询问着他的自杀原因，善良地把这件事相互传递着，奔走于解救他的行动中。时间就在这样的忙碌里、在善良人的注视下、在那个想自杀人的焦虑中过去了。
好奇的心或是虚伪善良者的心，都是有时间限度的。不知在谁的嘴里首先改变了话题：“看这家伙怎么还不跳下来呢？”
结果观看这场事件的人，都变得不耐烦起来。一个人恼怒地说：“这原来是个懦夫。他害怕了……他欺骗了我们。”
随后谩骂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的甚至是直截了当的说：“你这个家伙，快点跳下来吧！”
那个站在悬崖上的人，更是显得不安起来，四处张望着想找到救援他的人。这时有人甚至想开枪，把那个想自杀的人，从悬崖上打下来。
后来。大家才清楚是旅店老板雇佣了这么一个装扮轻生的人，来表演出欺骗人的闹剧，为的是增加人气与他旅馆里的入住量。这就是善良的人，被耍笑了，丑陋的人，露出了真正的嘴脸。一场演绎心灵里善于丑的戏剧，就在各色人的表演中结束。
我在计算着十年的差距。当那个神乎其神的人，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候，她可真要老了。也许在触犯的法律上，她最不应该搬弄神道。因为这个话题让社会太敏感了，遭受这种事件引发的动乱，实让人难再承受。又怎么容许一个胡言乱语的癔症者，随便地危言耸听去呢。且是我没有完全领会法官们的良苦用心；既然这是个孤残的人，社会顾不上帮助她，残联没有援助她的能力，就让她在监狱里有吃有穿地生活去吧。如果不存在这些道理，又能让人去怎么来理解这样的结果呢？
在新华网上看见一条新闻，说一名青年猥亵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怕事情败露，就残忍地把小女孩勒死。事后在法庭宣判上，因为他的认罪态度好，又能积极地给受害人家属以经济补偿，原死罪改为两年后执行。或许法律在申明，所有有这种犯罪倾向的犯罪分子，大可不必把受害人置于死地。因为什么问题都能用钱来摆平；更何况“生命是最重要的”。
这是多么人性化的法理容情，又是多么的尽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