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我觉得对他的评价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全体和现实的政治精神和政治理念的选择。我认为无论是在政治精神的历史发展还是政治理念的现实区分中都存在着一个足以左右社会和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发展和进步的本质性和关键性的问题：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理念的意义上）、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历史的意义上）、政治自由民主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现实的意义上）之间的对立及其二者间的关系在何种基础上得以解决的问题。
凡是在导向性的思路和基本性的感情倾向上主张保障和先解决社会精英（不能脱离这个概念的道德定义和评价）的利益，凡是主张由精神和物质上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精英及其政治上的代表来掌握社会道德、舆论和精神的发展，凡是主张在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上先解决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凡是在社会改革的基本思路上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路向的在历史和现实的大概念的区分上都属于精英主义、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民主主义。相反主张先保障和解决社会平民（人数上属于多数）的利益甚至以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名义伤害少数的精英的意志和利益，凡是在主导性和秩序性的意义上主张以首先保障多数人的利益的人的政治、思想上的代表来掌握社会道德、舆论和精神的发展，凡是主张在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上先解决社会发展的平等问题，凡是在社会改革的基本思路上主张革命的、激进的的改革路向在历史和现实的大概念的区分上都属于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
我们坚定地主张前一种思路是出于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效率性的考虑，我们坚定地主张前一种思路也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道德性的立场，因为关于真理、道德上的主导权以及社会发展的科学性的保障，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从来是掌握在人数上处于少数的社会精英的手上（道德上的精英也从来只是社会中绝对的少数）。建立在社会道德精神普遍提升的基础上（社会道德和社会平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同甚至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走向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的社会发展的以精英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思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精英倾向和平民倾向、效率和平等、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对立的矛盾的解决，是当今时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合理的方向。
在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民群众始终是被极度贱视和基本利益受到极度侵害的一个群体。对这种历史事实的感情上的极端愤慨和思想、政治实践上的非理性的、极端的和具有劫富济贫性质的反悖是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的道德资源、道德能量和道德正义感的来源。
从基本的思想发展和感情倾向来看（例如他的亲苏联和共产党、他的激烈的反传统、他的斗争哲学、他的对小资阶级和普罗大众的感情倾向），鲁迅无疑代表社会发展的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向。
那么在民主、自由、和平、宽容的政治精神占据人类和时代精神的主流的今天的时代，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道德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的时代，在民粹主义和政治原教旨主义的非科学性和危害性已经日益凸显的今天的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对鲁迅——这个激烈的反传统者、这个政治思想上的民粹主义者、这个斗争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个御封的“思想家”、“新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给予过多的赞誉呢？还有没有由他来主导我们的时代的政治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发展方向呢？那无疑是有害的。
至于为不少现代人所称道的鲁迅的批评精神，我要说批评是为了建设。鲁迅激烈地反传统、反中医、反京戏、反中国文字、中国人在他的小说中也是个个表现得超等猥琐。我以为这样地审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和眼光是有问题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确乎有缺点，例如中国文化的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和在历史的发展中同封建专制的无法脱离干系，例如中国人的不团结、自私和道德精神上的种种缺欠等等。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涌现了象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关汉卿那样的文化巨人，涌现了象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史可法、张煌言、林则徐、孙中山那样的民族英雄。中国历史赫赫自有人在、昭昭自有真精神在，并不是那样一片漆黑的。
中国文化讲“温、良、恭、俭、让”，讲仁，仁者爱人、博爱之为仁，讲忠恕之道，尽己为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信仰迷失、实利主义泛滥的当今时代，这种文化上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是何等弥足珍贵。盲目地割裂民族文化和道德传统，对民族心灵和民族精神的摧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从五四时期激进一派的知识分子到1949年以后的政治当权者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今天，中国文化和道德的传统资源正在重新得到全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祭孔、读经、中国历史剧的热播、奥运开幕式上三千人身着汉服朗诵《论语》，都象征性地表明一种理性对待民族传统的精神正在回归。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该怎样看待五四激进一派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等全盘地反对传统的文化观念呢？他们文化观念上的虚无主义在思想史上或许不无意义，但一个激进的反传统者、一个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者，在民族文化重建的当今的时代，足以成为代表人民利益和时代精神发展的思想家吗？在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大概念和大背景下，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糊涂观念。
批评是为了仇恨的破解和矛盾的解决。即令鲁迅和陈源、胡适，他们在精神上代表不同的阶级的利益，一方代表普罗大众、一方代表小资阶级，他们之间的生死敌对是一件幸事吗？应该说特定年代不同政治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间的生死仇怨是人性与时代的重大抱憾。中国古代讲“仇必和而解”，与仇必仇到底的阶级斗争哲学，哪一个符合时代政治和人类文化精神发展的主体方向？西方的《圣经?马太福音》中记载，“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东方的菩萨为了解脱众生，发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这种极致意义的恕道和自我牺牲精神，与鲁迅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精神，在为人的气概和心胸上，相差何以道里计？
至于鲁迅思想和人格的深刻性、准确性和客观性，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