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史通义》

读《文史通义》

删诗散文2026-01-09 17:59:05
暑期带子侄到书店,原本是为买字贴和笔墨而来,不料,却一眼瞥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于是不加思索地买下。最早见到章学诚(实斋)的名字,是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
暑期带子侄到书店,原本是为买字贴和笔墨而来,不料,却一眼瞥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于是不加思索地买下。
最早见到章学诚(实斋)的名字,是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雨天的书·自序二》,是我十七岁时读得出神的作品。)
然后是十年前再次接触到,在余英时先生的《论士衡史》中,论及章氏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先后在《渐行渐远》、《圣经人类学》(出版时改为《圣经密码》)发挥过章氏的这个观点。
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谈论浙江地方的文艺特征时说过:“近年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周作人说的这第二种文风,就是浙东人的气质所成生的,鲁迅,包括他本人曾经归属于这一类。记得他在介绍鲁迅的文章中曾提到鲁迅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重于文,浙东学派偏重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他几乎和“朱子”朱晦庵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鲁迅的文学修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介绍过浙东学术,称“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章氏本人,就归属于浙东学术这一流派。
中国二千年的学术,一种叫汉学,一种叫宋学。大抵前者重考据,后者重心性。章氏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不能具此二途。”说的就是汉学和宋学,当然并不包含他对二者流弊的批评。而文学人士也分二类,一种讲究词章,一种讲究载道。因为无论从作者或是文本来看,中国古代总的来说是文史哲不分家,所以,有什么样的学术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文风与之对应。
章氏对于汉学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并不认同。他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汉儒求古多泥于迹,识如史迁犹未能免,此类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
章氏本性接近宋学,但更讲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宋儒的优点是“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其缺点则是“欲使人舍器而言道。”所以,必须做到“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这个主张和上所说的浙东学术的特点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在文风方面,章氏坚持质胜于文,义理胜于词章。他认为“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并举陈琳为袁绍草檄讨曹操一事为例:“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变必犹是尔。”又说“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旗壁垒一新焉,固未尝物物而变,事事而更之也。”
章氏于为学为文,总是强调一个“公”字和“德”字。“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主张临文主敬,“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熵化,学术、文章堕落为欺世盗名的工具:“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章氏又说认为“好名者,德之贼也。”原因是“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忮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矫揉,而名之所在,矫揉有所必然也。”
章氏的为学以公,经世致用,反对好名虚浮,溺文辞而泥考据,可以从浙东人文传统的角度与鲁迅的“文学为人生”立场作比较。
笔者在中学时代,受鲁迅先生影响,总觉得写文章,思想重于文采,即质胜于文(这个看法保留到今天),而与当时的语文老师相悖。后来在学习五四诸人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阶段对考据颇感兴趣,动不动就追根溯源,来一回“说文解字”。之所以要提到这些话题,是为了提醒读者诸君,章学诚所讨论的问题没有过时,他所说的两种学风和文风,用来衡量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和文学,也是适当的,并且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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