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杂志上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发达程度，信息的泛滥，为了发行量，杂志可以刊登各种东西。老照片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这张老照片则不同于其他。照片上，两个穿着勉强过膝的裙子的女人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一个手中赫然拎着一把鲜亮的杀猪刀，另一个则在努力地协助她完成这次举动，手下，一口被捆绑好的肥猪正被放在隔板上；地上，一只木桶显然是准备好盛猪血的。周围，分明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杂志编者在下边加了这么一段按语：1955年，全国各行各业普遍提倡敢想敢干，长沙市水产肉食公司的女职工自告奋勇学习杀猪，并当众表演。
学习杀猪，应该说屠宰这一行业里也是会有高手，会有门道的。女职工学习杀猪，为了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在正统的价值认同中，应该是予以大力褒奖的。退一步，那些慷慨激昂的女权至上者们也会说，杀猪，男人杀的，我就杀不得？貌似维权，其实近似无赖。
离开当时的环境，我们去评价这件事情本身。
首先，女职工学习杀猪，这不过是一件小事，硬是要联系上政治高调，说敢想敢干社会主义新风尚，显然有些勉强。女职工确实有学习杀猪的权利，但这样大事宣传，还安排公开表演，杀猪不是斗牛，尽管是满新鲜的女人杀猪，能带来些什么？恐怕更容易让人感到一种逆反的感觉。
其次，这些女职工为什么要去学习杀猪，真的就是自告奋勇？是不是组织安排？或者想出风头，看风向？这些女职工学习杀猪，真实意义又能有多大？这件事也更像是一个符号，试图向人们宣告什么格调。急功近利，迷信创新。
其三，做一个明知不可能的假设，如果当年大出风头的女职工还在，如果我们再度问起当年的壮举，她会怎样作答？后悔？沮丧？否认？肯定？遗憾？一个女人，在被称作女职工的时候，她的身份归属已首先属于职工，性别特征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当她们拎起一把雪亮的屠刀向被捆好的肥猪走去，这时，我们只能说一个女人的角色和身份已经被轻易地抛弃。女人依附在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举动上，缩略成一个符号。而这，显然比较悲哀。
至少，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张老照片的时候，我首先感到的是不伦不类，两个裙子勉强过膝的女人面对着一只哼哼叫的肥猪，给人更多的意味是滑稽；其次，即便这两个女人的举动可以理解，但组织上的大事鼓励和宣传，并不遗余力地组织人们观摩，这就更加地让人觉得痛心。在一个大家普遍丧失做人的本能的时代，出现这类事情，即便几十年后，仍然给人触目惊心的感觉。
当时代沦为一种观念的支配，当人们普遍地陷入一种难于自拔的狂热，那么这个时代绝对是不正常的，这群人绝对是要糟蹋自己的。

200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