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不算大，也不算小，上数的医院便有十来家。在我的印象中，过去这些医院大都是平房，破破烂烂，极不上眼。但近几年，在这些破烂医院的地皮上，不经意间便戳起了一座座高楼，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堪称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就连几个曾经在三五间出租的房子里营业的个体医院，也都盖起了十几层的高楼。
夫人曾经在某乡镇医院工作过，计划经济时代医院的“寒酸”，我有相当的了解。当时条件如何不必详尽介绍，单是晚上病房里那成群结队的耗子，就足以让小胆的病人心寒。所以，每每看到医院新起的那些楼房，我便欣然——医院的条件终于改善了，德莫大焉，善莫大焉！
然而，前几天陪孩子去了趟医院，却使我的想法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当时，我与夫人带孩子检查完毕，便让大夫开了药，到药房交上300多元拿了药，然后每天去小区的诊所打点滴。去的次数多了，熟悉了，诊所的小老板问起药在什么地方拿的，多少钱等等，我便照实说了。小老板说：“你让人家黑了！这些药在我这里，连四分之一的钱也花不了！”小老板的话让我着实吃惊：过去也知道大医院价格贵，却不知道竟“黑”到如此程度。于是，我马上想起了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医疗费”事件。
2005年11月，媒体披露，深圳的患者诸少侠，生前曾是深圳蛇口联合医院院长，住院时已退休。2004年8月20日，他因心累、气急入蛇口联合医院治疗；8月26日转入南山医院进行透析；9月13日转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在该院ICU住院119天，2005年1月10日病逝。医院账面显示，住院费用高达90余万元，自费购药达23万元之多，如果算上其他费用，总共花费达120万元。
无独有偶，2006年6月，天津又发生了一起比深圳更邪乎的天价医疗费事件。74岁的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离休教师。一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当年6月1日，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在医院住院的67天时间里，账单显示他的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今年8月6日，老人因抢救无效在医院病逝。此事经央视《新闻调查》11月21日晚披露后，被称为“最昂贵的死亡事件”。
我那几百块钱的医疗费，与这两起事件相比，虽然是“小巫”中的“小巫”，但二者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所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后两者在“图财害命”方面表现得更加极端罢了。若真的论起在这些新建楼房上的“贡献率”，我们这些被医院救治活过来的人，绝对不比死去的诸、翁两位先生出得少！
凡就过医的人，都会看到，几乎每个医院里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似乎成了中国医院千篇一律的“宗旨”。然而，自从我被医院宰了那一小刀之后，每当看见“救死扶伤”四字，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而是图财害命的江洋大盗。在我看来，挂在医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道德说教，便都具有了讽刺的意味，那些金光闪闪的“救死扶伤”，全不过是某些医者捞取民脂民膏的“遮羞布”。
医院挣钱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处理“挣钱”与“救人”的关系。当挣钱成为医院的唯一追求的时候，圣洁的医院便堕落为肮脏的屠城。不是吗？高昂的医疗费将平民百姓拒于千里之外，因看不起病而根本无望登上医院大门，过早结束生命的现象比比皆是；即使进了医院，因支付不起医疗费而贻误治疗，或被医院推出大门的也不少见。去年就曾报道过，因为家人支付不起医疗费，医院将活人送往火化厂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的豪华大楼底下，堆满了老百姓的累累白骨！
如果据此就简单地将“白衣天使”们归结为图财害命者，似乎也不甚公平。事实上，“看病难”的问题也不是如此简单。医院豪华大楼背后透视出的，是社会对财富的追捧和对穷人的漠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从网上看到了两则消息：一则是长江刀鱼在酒店已经卖到2000元一斤，却还是供不应求；一则是一位老人为给儿子治病以50万元的价格，公开出卖自己的孙子。这虽然是发生在同一个城市中的两个孤立事件，但它透出的信息却与我所在城市的医院豪华大楼是一致的：当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时候，道德就会变成商品被出卖，穷就成了一种罪恶，穷人就成了可恶的一群。
说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医院收取高昂医疗费修建豪华大楼的理由：全社会都在“有钱就图，有利就想”，我们医院和医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点医德，又有什么不应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