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月千里，孤明一世清白；闲云一生，寡淡三分自在。与人无争可见宽阔胸襟，与世无争方显淡泊本色。然而这是个“假饶染就真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的纷杂世界，做自己的事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横加干涉，走自己的路少不得被人牵牵绊绊、暗中使坏。因故，多少豪杰淹死于枪涎箭沫，多少志士沦亡于流言蜚语，蓄意的争论充斥了整个世界，恶意的中伤弥漫于各种人群。究其实质，任何争论皆来自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首先，争论来自于不同的认识。因为人的智力、阅历、能力、知识结构和文化层次的差异使得人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认知能力、辨别能力等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此种差异便形成了各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不同的观念便形成了发生争论的原因。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不同的形象，拿自己的一己之见去跟别人理论个孰是孰非，甚至闹成一个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的局面，这种争论其实有如盲人摸象一般的令人啼笑皆非。
其次，争论来自于正确与错误。当正确的认识与错误的认识邂逅时，争论便一触即发，而且往往正确的认识被累及于错误的认识，最终导致有正确认识的人被降低了等次。古时候有两个人因为一道算术题发生了争论，一个认为四乘七等于二十七，另一个则认为四乘七等于二十八。两人为此争论了一天一夜，然而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他们两个只好找县太爷去评理。结果，认为四乘七等于二十八的人受到了县太爷的责罚，当堂挨了县太爷二十大板。此人感到特别委屈，埋怨县太爷断案不公，责问县太爷为何责罚正确的一方。县太爷说：“你竟然和一个四乘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难道就不该受罚吗？”所以，这种对简单事情喋喋不休的争论，只能使争论的双方都降低到一个特别低级的水平上。加之人都有同情弱者的共性，这就使得正确的强悍往往输给了错误的羸弱。
还有，争论来自于某种目的。众所周知，韩寒被国外媒体炒作成了新时代的鲁迅，这是因为韩寒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奋勇和他颇为犀利的文笔。于是乎韩寒便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他骂余秋雨、贾平凹、陈凯歌，他骂春晚、刘谦、董卿，就连只剩一把白骨的徐志摩他也没有放过，他无所不骂。然而此骂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出名，就是为了惹怒那些早就成名立万的大家。结果韩寒出名了，这得益于那些被骂得坐不安稳的大家的回应，却也招来了方舟子的如法炮制：你韩寒骂名家能出名，我方舟子骂你照样能出名。于是乎方寒大战便在整个文坛拉开了帷幕，以致一段时间里整个文坛硝烟弥漫，整个网络被方寒弄成了不可开交的两派。此种争论皆都是怀有目的的故意做作。
其实任何争论皆没有胜负之分，有的只是争论双方因为争论而身心俱疲。人之所以热衷于争论，那是因为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本性，总认为自己掌握着凿凿真理，别人的全是站不住脚的谬论。加之人的动物性使得人很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而且错误的认为争论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最简便的捷径。殊不知有好多事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错过了机会，有好多人在无谓的争论中便成了敌对，人们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上演着一幕幕“鹤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悲剧。很多时候人的威信和地位不是单单是靠犀利的争论而得到的，相反一个好斗的争论者在别人的眼里犹如一条疯狂的野狗。遇见这样的人时，好多人会选择回避，这种回避并不是臣服，而是一种趋吉避凶本能，是一种对好斗者的不屑与蔑视。谁愿意没日没夜的纠缠于毫无结论的争论之中，而舍弃自己力图光大的事业，那除非是白痴。
既然争论的双方都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么避免无所谓的争论就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林肯曾经说过“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辩中耗费时间。争辩的结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其后果是难以让人承担得起的。与其跟狗争辩，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否则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疤。”的确，争强好胜给争论的双方带不来任何益处，只能加深或者激化相互的矛盾。一个心怀事业有所追求的人，一般对于那些恣意寻衅的争论往往会报以一笑而过的大度，他们不屑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无所收获的唾星四溅的争论上去。
争论是一件空洞而又耗费精力蠢事，当见解不同时大可不必去争个面红耳赤，可以一笑而过，也可以放一放，也更可以抛开争论，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不管是错误的，抑或是正确的，当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那便是真理定论的有力依据。俗话说“天下事，何时了；有些事，不了了；一定了，不得了。”这就告诉我们，有些事是在不了之中了的，而有些事急于了时却无法了。人与人之间发生摩擦，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倘若及时要弄个水落石出的话，那只会得到一个越描越黑的结果。所以，避免无所谓的争论，把用在无谓的争论上耗费的时间用在做实事上去，事业会因充裕的时间和顺畅的思路而一帆风顺。
让争论见鬼去吧！没有争论的天空将深邃而湛蓝……